杜永道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原主编、《语文建设》原副主编。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立法用语咨询专家、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特约语言文字顾问，北京市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顾问。参加了2011年版的《标点符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修订讨论和最终审定。应邀校订《习近平用典》（第二辑）等。目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研究》（光明日报社）、《语言文字报》、《小学语文教师》（《问讯处》栏目）等报刊回答语言文字问题或写介绍语言文字知识的文章，答复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等单位的语言文字问题。著有《缺失的语文课》、《缺失的语文课2》（以上两书均讲解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答问》、《有问必答——小学语文教学疑难答问》、《中国人最易读错的常用字》、《狐鬼见人道——解读〈聊斋〉80篇》及散文集《北京城里的“北”》。 序言 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界开始重视言语交际的研究。言语交际指人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人们在交际中说出的话。此前，语言学只注重书面语的研究，这与东方和西方的语言学最初都是以“解经”为目的不无关系。如古代的中国人对古汉语、印度人对梵语、欧洲人对拉丁语的研究，都是以解读经典著作为目的的。18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则专注于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均注重语言的本体研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应用语言学勃然兴起。至此，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解经—本体—应用”的三个发展阶段。 言语交际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末陆续引入了一些西方的言语交际（有人也说“口语交际”）理论。例如英国语言学者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美国语言学者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等。这些说法散见于我国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一类书中。20世纪90年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