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而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也留有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录，后来成书的《周礼》，更是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缜密思维。而自秦汉帝国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的“二十四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证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帛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提倡的制度史观，侯旭东教授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都是其中的显例。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在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具体政治社会中的实践？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是常常被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制度的视角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可以说，在这些关涉制度的最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的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