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近年来的明清艺术史研究中，信札（亦称手札、书、札、尺牍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信札因其私密性与琐碎性，往往留下许多难得的史料细节，为其他类型的文献难以比拟。有些细节当事人并不愿意为他人（更别说后人）所知，在信札的末尾，写信人常常有“览毕幸付祖龙”的要求。但是大量明清信札因为收信人的保留，并且在后代为收藏家递藏，幸运地流传到今天，成为我们欣赏与研究的对象。 文人别集有时也有信札专卷，有些文人甚至有专门的信札专辑，如晚明祝世禄《环碧斋尺牍》、清初钱澄之《田间尺牍》等。在明末清初，也出现不少信札选集，如周亮工、周在浚父子编纂的《尺牍新钞》《结邻集》《藏弆集》，李渔编纂的《尺牍初征》等。但收入文集的信札，大多重视其文学性而非史料价值，包括上款、年干在内的重要信息常常被删削一空，如王铎《拟山园选集》收入的数卷信札，多斩头去尾，只留下编者觉得具有文学价值的句子，今日读之常常不明就里。明清刻帖中也收入不少文人信札，有些与墨迹一致，有些则有所删节，甚至出现错简与舛误。就史料价值而言，这两种形式的信札皆不及稿本。 稿本因其书迹特点，无法转变为电子文本，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则难以悉知。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明确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稿本信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史料价值。2001年，陈智超先生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该书对七百多通方用彬刻意保存的信札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我因研究明清书法史，受陈智超先生的启发，一直关注与利用文人信札。如利用文徵明及周边文人信札，研究文氏家族的文化应酬；利用文彭信札，研究明代吴门文人篆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