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三位朋友： 索莱达·阿尔瓦雷斯 托尼·拉夫尔 贝尔纳多·维加 我七十九岁之前从未听说过危地马拉这个鲜血淋漓的地方。 ——温斯顿·丘吉尔 先声 尽管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在历史著作中也不占据显眼的位置，但对危地马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整个中美洲地区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命运——产生过最为重大影响的两个人可能是爱德华·L.伯内斯和萨姆·塞穆莱。然而从出身、性格和志趣来看，恐怕再也找不出像他俩这样天差地别的人了。 塞穆莱一八七七年出生在距离黑海不远的地方，作为生活在排犹运动愈演愈烈的俄国土地上的犹太人，他在姑姑的带领下逃去了美国，那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后来他们一起逃到住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几位亲戚家避难。爱德华·L.伯内斯也来自犹太移民家庭，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很高，家里还出过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舅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尽管两人并非严格的教徒，可毕竟同为犹太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没什么相似之处了。爱德华·L.伯内斯自称“公共关系学之父”，那门学问就算不是他首创的，也被他带到了难以预料的高度（以危地马拉为代价），甚至成了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武器。这些都是事实，但过度的自我崇拜经常使他的言谈充斥着病态的夸张。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他们开始合作的年份。萨姆·塞穆莱向伯内斯提出了会面请求，后者在他当时位于曼哈顿中心地段的小办公室接见了塞穆莱。塞穆莱体形庞大，衣着很不上档次，没打领带，也没刮胡子，衣服已经掉色了，脚上是乡下人惯穿的鞋子；伯内斯则穿着考究，言谈得体，身上洒着亚德利香水，举手投足都像个贵族——所以很可能塞穆莱刚走进办公室时根本没有引起伯内斯太大的兴趣。 “我试着读了读您的大作《宣传》，但我没怎么看懂。”塞穆莱像作自我介绍一样对那位公共关系学专家说了这番话。他的英语很蹩脚，好像每说一个词都要犹豫半天。 “我是用很浅显的语言写的。我觉得每个识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