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政治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观察相关的制度框架、实施状态，从制度举措及其施用之况观察相应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动向，由此才会有较为切实也更具纵深的制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是笔者多年研习中古制度、思想和政治问题的一点执念。为此自须关注、涉猎一般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著述不甚寓目下力的问题和资料，更多地从事探旨抉义、发覆缀遗的工作，时有指认新路豁然开朗的振奋，也有汗漫放佚不知所归的惶惑。2020年秋，我应童岭兄之邀前往南京大学讲学，回京后他引荐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的何晓涛先生向我约稿，促使我把这十多年所撰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之文汇为一帙，修改订补，刊行于世，既可借此总结反省这些年来自己的探讨，也可将相关问题一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以获更多的批评意见。自2021年初以来，我都在不断为此做定稿工作，裁删取舍全书内容和编次结构，修削各篇文字，核对资料出处，统一全书体例，有时还要改写有些章节。直到十月下旬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访学期间，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从仍旧满目苍翠的湘江之滨回到秋意斑烂、色彩浓烈的北京，顿增岁末将近之感——是该为这本《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做个说明了。 一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题作“‘革命’三论”，所论为汉魏以来王朝的易代革命及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促使我写这组文章的问题盘旋于心亦已久矣：一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中，政治文明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居于何种位置，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勾勒的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而政治黑暗，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就越应予以否定批判的状态，是不是一幅准确而合理的图景？二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开始定型，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已成定局的时代，在这个由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完成政权更替的“革命”时代，为什么会日益流行明明已很难实现的尧、舜禅让传说？东周以来以禅让与革命为王朝易代两大模式，且以为禅让优于革命，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和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