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吃着鸡蛋和水芹三明治，旁边陪同着的是两位杂技演员，一位神经学家和一只乌鸦。杂技演员和神经学家我是头一次见，但这只乌鸦是老面孔了。它叫布兰恩，它会一边瞪着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教授，一边炫耀着闪闪发光的黑色羽毛，就像是在嘲笑布莱恩的头发平平无奇。当时我正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后台，准备参加一场圣诞讲座。我在现场作为实验对象，为科学而“献身”，被科学手段“堵上”嘴巴。 在索菲·斯科特（Sophie Scott）教授2017年的圣诞讲座中，我是完美的演示实验对象。要让我闭嘴可能很难。我絮絮叨叨，紧张地喋喋不休，尤其是在观众面前，表现欲爆棚。 几个月前，索菲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给左脑做一次磁脉冲，暂时阻断负责发声的运动区。在她看来，如果能堵上我的嘴巴，那就证明可以让任何人闭嘴。我看都没看健康和安全须知，就立马报了名。我当然相信神经学家，但是回顾20世纪那些更荒谬、更草率的实验，这种想法可能并不明智。 几周后，我先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些磁脉冲演练，然后坐在皇家学会演讲厅里，面对400名年轻观众，朗诵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炸脖龙》（Jabberwocky）。读到“gyre and gimble”到“mome raths outgrabe”两句中间的某个地方时，感觉像被低压火花突然击中了头皮，话未出口就一下卡在了喉咙里，如同大脑重启之前出现了短暂故障。每次演练时，我发现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卡壳—有时我能感觉嘴里要说的话正在撤回，有时则像是突然在迷雾中消失，且都发生在一瞬间。每次磁脉冲位置的轻微变化，都会让我的失语体验有所不同。 事后，有人说我应该在实验中表现出一些担忧或害怕，但我对大脑的好奇，对那些可能扰乱大脑的小伎俩的期待，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这次实验是一次引人入胜的观察，让我们了解到大脑到底有多脆弱；同时也是一扇小小的窗户，能让我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