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在中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前言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个金融危机非同小可，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再见天日，有人甚至说大萧条重来。我说：“金融市场在12到18个月内会稳定下来。”大家都不相信。但事实是股票市场确在一年半左右收复失地。我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当时我刚开始写《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整理我生活在西方30多年的观察和反思，从文化基因入手去演绎西方文明。我看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资本的生机。就好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一年里总有一两次发高烧，高烧过后，就又长高了一两厘米。2008年的“危机”就是快速成长的全球资本发几天高烧。“危机”前道琼斯指数始终徘徊在12000点，“危机”最严重时跌破10000点，现今则升越20000点。上升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2008年的事。我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见全球资本成长的逻辑，以此推断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动向，略有心得。那时书还没有写成，我还在探索文化里有没有基因，是什么样子的基因。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于2012年完稿，2014年出版，有幸得到读者们的共鸣和认可：文化基因确实可以解释文明现象。假若文化基因和文明现象的关系不是随意的，那么文化基因就应该可以用来推断文明现象的变化，也就是推断文明的未来。 问题来了。凡是基因必须是绝对的、普遍的，但所有现象都是相对的、独特的。那么，绝对和普遍的文化基因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