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多年以来，我的研究方向一直在西学方面。少年时恰逢十年“文革”，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自然会对西方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西方哲学深感兴趣。改革开放后考入武汉大学，本科和硕士期间一直攻读史学，偏重于世界史，但是对西方哲学的热爱不减反增，博士攻读方向转为德国古典哲学，并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倏忽之间已历四十余载。大半生中，我的学术兴趣由单纯的西方哲学史到基督教思想史，再到近十年多来所热衷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基本上是遵循黑格尔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原则向前追溯的。但是在学术探究的过程中，出于一种敏感的文化身份意识，我一直都对中西文化比较问题甚为关注，毕竟作为一个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知识人，是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因此长期以来，除了对西方哲学、宗教和文化的探讨之外，中西文化比较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作为学习心得，近几十年来我曾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协调与超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探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本人与郭齐勇教授、温伟耀教授的思想对谈录），以及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启蒙与重建——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样，都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因此要想了解中西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必须首先深入探索中西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精神特征。而上述几部著作，均可看作是本人考察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和基本精神的尝试。其中，《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等书侧重于中西文化的主流形态——儒家伦理和基督宗教——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对中西传统社会和各种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启蒙与重建——全球化与“国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