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信仰的理性化与哲学的神圣化 在人们流行的观念里，欧洲“中世纪哲学”就是在神权统治笼罩下的烦琐哲学，“神学的婢女”曾经被广泛用来描述这个时期的哲学。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独立活动，不如说是信仰的工具与附庸。因此，如果说“中世纪”有哲学，那么，也只是一种缺少理性光芒的黑暗时期的哲学。如果有人想从中世纪哲学中寻找哲学的独创与富有，那么，他即便不被嘲笑，也会被轻视。这种观点在中国和东亚的思想世界里尤显突出。 对中世纪哲学的这种片面的甚至是浅薄的想象，首先是在一些近代欧洲哲学家们的影响下形成的。黑格尔在其皇皇四卷本的《哲学史讲演录》里，用不到100页的篇幅就把1000多年的中世纪哲学草草打发了，并声称“我们打算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黑格尔之所以要人们尽快跨过长达1000多年的中世纪，无非是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来，整个中世纪哲学没有多少值得人们逗留的东西。 不过，就中国而言，近代中国学者的宗教观对于形成关于欧洲中世纪哲学的那种片面性想象负有更直接的责任。近代主流的中国学者（不管是左翼如陈独秀，还是右翼如胡适，抑或国粹派如梁漱溟）对于宗教信仰多取漠视、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以至于他们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性文化而感到庆幸。因此，像蔡元培这样具有伟大胸襟和先知视野的学者也试图倡导以美育代替宗教。中国学者的这种宗教观使他们在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信仰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常常被掩盖于他们的视野之外，西方文化的精髓被简化为观念层面上的“科学”与制度层面上的“民主”，而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在深度的精神层面上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他们以一个轴心文化民族固有的伟大胸怀大胆地理解、接受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有关自由、民主、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构成了欧洲近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根据与尺度，并且最后成了构建国际法则和国际秩序的根据——然而，他们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