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书，业已出版整整二十个年头了。 二十年来，它一直被读者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自己亦愿这么承认。 1987年它初版时，曾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也曾被方方面面调审过。在当年，它无疑是一本已经写到了审查“边缘”的书，因而也可以说是一本侥幸出版的书。 今天，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它，意味着我们的出版规则比之于当年更加宽松，这是很值得作家欣慰的。 不久前，它已在台湾出版，并有幸印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出版业刊物《成品》之封面，而且是《成品》向台湾读者重点推荐的大陆文学作品，好评多多。这也令我欣慰。 按说，一部对“文革”进行尖锐批判的文学作品，若出版于“文革”期间，才更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但，那又怎么可能？ 如果在“文革”期间我就居然敢于白纸黑字写下这一本书中的任何一章；如果还不幸被发现被揭发的话，那么今天我也就断不能坐在家里为它的再版写序了。 在“文革”期间，即使我不顾自己死活，为家人着想，也是没有丝毫勇气闯下那一种铁定的杀头之祸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读它，也还是会被书中所写的林林总总的“文革”现象所震惊。尽管书是我写的；那些现象是我亲历的；而且还算不上是“文革”中最为骇人听闻的现象。 身为作家，我为我在三十七岁时写出过这样一部书尤其感到欣慰。 毕竟，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留下了我的一份文字见证。 我欣慰于我不仅仅是一个擅于以“故事”娱乐大众甚或取悦于大众的作家；我毕竟还多少奉献了我的一些思想。 我欣慰于我不仅批判了“文革”；我对自己的心理剖析、言行批判，也是同样坦荡和尖锐的。 我欣慰于我不仅剖析和批判了“文革”时期的自己，还以同样的勇气剖析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所谓“革命群众”的愚恶和邪狂…… 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这一部作品尽管具有“纪实”的色彩，但左不过就是在风格上呈现了那么一种色彩而已；归根到底，它是小说，而非“纪实”。 比如书中的“班主任老师”，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