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文集收录文章的写作时间横跨了我漫长的中国研究生涯。如何将这些文章融为一体？中国读者又有何理由来阅读这部兼收并蓄的文集？毕竟这些文章是写给以英文为母语的读者的。当它们被翻译“回”中文后，能够增进文化上的理解吗？作为论文的作者，我大概最没有资格去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在此以时间顺序讲述一下我多年来的目标和喜爱的主题，或许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助益。 本书收录的最早的论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时间与文本》（“Time and Text”），但在此之前，我已经根据在广州的田野工作（1982—1984，1987）完成了其他几种关于当代中医的哲学作品。我于198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写作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也就是在1994年出版的《知·行》。这本书从多角度探讨了20世纪晚期“传统中医”（TCM）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方法论：辨证论治。 正如标题所示，那本书聚焦于认识论相关的问题。由于对知识的客观主义认知占据了权威的地位，大多数用英文从事中医研究及写作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和胜利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在这些学者的眼中，全球生物医学正在朝着“身体”及其病痛的真相昂首挺进，而这种认知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在考虑非西方的知识传统时，这种哲学上的现代主义也会将中医看作应当弃如敝屣的传统“迷信”和愚昧行为。 与此截然不同，我试图以物质人类学的视角去探索作为行动的知识，我不仅对中医历史的深厚积淀保持敬畏，并充分尊重在广州结识的临床医师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创造力。从皮埃尔·布迪厄和我的中国导师那里学习的实践理论也对我挑战关于医学专业知识的认知和客观主义的取向颇有助益。在跟随中医医师出诊的过程中，我没有把他们的“知识”看作事实或科学表征的集合，而是把他们的实践看作一种认知方式。他们并不像是在寻找有关“人体”及其疾病在思想或话语层面的“真理”。 作为一名197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