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已故导师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Lazear），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引导我进入劳动经济学领域。也向已故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致以特别感谢，当我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正是他指导和鼓励我研究这个主题。我还要感谢黄文政，我们共同研讨和撰写了很多该主题的文章。同样感谢何亚福、方正宇、鲍笛，他们做了大量数据搜集、分析以及文字整理的工作。 梁建章 序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会如此执着地研究人口经济学？这还要从2007年说起。当时，携程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首席执行官）的工作，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最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硅谷当时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地，创新和创业成为我的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随后，我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很可惜，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关于中国、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需要补充的领域，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数据。我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的中国还在实行实际只允许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认识了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我发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有各自的盲区。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是并不清楚人口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在当时是一个敏感话题，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