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父母 姐妹 我一直觉得我俩的生活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颜色——她的是羊胡子草的绿油油，而我的则是地下水的黑黝黝，就像男人们狠劲儿一锹挖下去就能看到慢慢渗出来的黏稠泥水的黝黑。 记得十五岁时，我常在傍晚穿着明黄色的袜子，骑车穿过那片黑乎乎的泥塘向舞厅奔去。姐姐一般都待在家里。虽然我一路小心地避开那些泥塘，可总免不了在背上留下点点泥迹。我跳舞时，那些穿着厚重蓝色外套的男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常常斜靠在我的自行车上，在夜色中偷偷分享香烟，我也加入了。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在我的车篮里插了一朵香百合。后来，那些穿着青灰色西装的人都靠在我身上，眯着眼睛，头像老鹰似的往前勾着。有时，我会把手伸出去，越过他们的肩膀，用手比画或者刻出一个东西来，有鼻子有眼的，就像个小人儿，我用他来寻找生命的含义。 有个留着两撇八字胡、胡梢花白的老男人带我去的是卡斯尔巴公厕。这人是个海员，身上有股很冲的缆绳味儿和霉味儿，外加老水手的无赖劲儿。那地方有海滩，有浓荫，山坡上满是石楠花。一个农民小伙儿在我身上耕耘的时候，我伸手在圣母的雕像和纪念爱尔兰亡灵的凯尔特十字架之间做了一个问号的形状。乱交就是我的签名。我那时候长得像个细腰的沙漏，脑袋上一头枯草，眼睛绿得跟酒瓶底似的。有人带我到阿奇尔岛吃冰淇淋，然后我们在石岸上抠下了些紫水晶，接着又爬上了广播塔。后来，等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明月当空，而自己则睡在悬崖的边上，大西洋的海浪就在下面拍打着。第二天，我父亲在餐桌上跟我们说约翰·肯尼迪总统已经把人送到月球上了。“真丢人，”他看着我说，“费了半天劲，发现那里除了一堆灰尘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时我的腿脚更加利索了，可以走到舞厅去。只是周遭的泥塘又湿又黑，必须小心。那个送我香百合的男孩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还加了一朵从警察局偷来的金莲花。我的身子还是在各处狂欢着。我父亲常常等我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伍德拜因牌香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