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再过一个星期准公婆就要与母亲见面了，我紧张地在客厅来回踱步，思忖着要不要事先给对方打个预防针。“我用不用先打个电话？”我打电话咨询了高中以来的人生导师安妮特。我反复祈祷，希望母亲能体面地出现在亲家面前，能在出门前洗个澡，能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儿，千万别让男方家长看到她的小货车里堆满了垃圾。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那个我曾深爱的母亲，是那个我被寄养期间偷偷带我去上人体素描课的母亲，是那个在我住进托管治疗中心时，书被辅导员没收后带我去图书馆学习的母亲，是那个愿意开车载着我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到华盛顿特区，只为参观一场摄影展的母亲。 “你之前跟他们提到过你母亲的情况吗？”安妮特问我。 我咬着嘴唇，盯着窗外，纽约西区的街道两旁种满了银杏树。“我一直跟他们说自己上的是寄宿学校。” “埃米，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准确地说是七个星期。”可是即便如此，留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我本以为两家人在婚礼彩排的晚宴上见个面，婚礼仪式后再其乐融融地拍张合影，以后便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我希望婆家以为我天生就是读重点大学的料，我结婚的消息理应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些当然不是事实，当初准备申请大学时，我有几天甚至找不到安身之所，到了晚上只能穿衣睡在车里。难道拜伦的父母感觉到了什么异样？我们刚要敲定婚礼细节，二老就买好机票说要来我老家看看。 “他们从来没问过你家里的情况吗？比如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能从安妮特的语气中感到些许不满，想象着电话那头拥有白皙皮肤、深色秀发的她此刻正一脸严肃。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安妮特究竟指望我告诉婆家什么呢？跟他们说母亲有积攒破烂的习惯吗？还是说她以前总是无端地给我吃药，目的是让医生相信她一切正常，而所有问题都是年少的我妄想出来的结果。我知道安妮特肯定会说，“你妈妈那是生病了，埃米”。多年来，我一直渴望长大后能拥有正常的生活，拥有理想的精神世界，可这一切对于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