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样性是唯一的真理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先引哲学家黄裕生的一段话：“哲学不是用来统一思想、统一世界的。相反，好的哲学，或者说真正运行在其自由本质之中的哲学，恰是一种呈现差异、引致差异的运动。所以，在哲学领域里，最坏的学派是没有分歧与叛逆的学派，最糟的老师是只有点赞的学生的老师，最差的学生是只能也只敢扮演崇拜者的学生。”岂止哲学。学术的责任在生发多样性、捍卫多样性，增广之，蓬勃之。因为，唯多样性可通往真理与自由，甚至可以说，多样性本身就是真理与自由。 我们说的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其基本逻辑与生物多样性并无不同。数量是多样性的基础，但数量并不直接转化为多样性。对于历史的思考常常涉及人口与政治体的规模，古典意义上的强权通常建立在对丰富人力高效动员的基础上，但历史上的大国强权多数都和文化创造、文明进步扯不到一起，原因在于人口规模仅仅有益于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对于历史的参与则微乎其微。当主要人口被制度性地阻隔在文化教育、自由市场和政治参与之外，庞大社会潜在的高度多样性无法实现，文化创造就只会维持一个低水平和慢速度的发展。所谓充分参与历史，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法律和制度保障下的相互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流动，其历史呈现就是文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较小人口规模的社会，可以表达出远比更多人口社会更高的多样性，因而，也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历史发展。当科学技术成为历史发展的测量工具时，社会之间的优劣强弱亦由此而显。多样性终得贡献于社会，根本在于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新鲜，清朝末年的革新思想家已然明白，只是从道理到行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栖栖惶惶于诸侯之间，满腹经纶找不到市场，在世俗意义上当然要算不成功人士。孔子问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你怎么看我现在这种情况？颜回答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孔子的政治主张太新奇太书生气，各国君主都觉得不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