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 soledades Un diálogo sobre la novela en América Latina 被寻回的文字 读者即将读到的这场怪异至极的对谈是在利马进行的，距今已有五十二年了，对谈双方——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彼时都还是年轻的拉丁美洲小说家。我说它“怪异至极”，是因为在那场谈话中出现的所有重要表述无一不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场对谈的主题是“拉丁美洲小说”，简明扼要，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我们立刻就能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拉丁美洲，抑或是拉丁美洲小说，都不再是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那场对谈中提及的样子了。请注意，如果说它们不再是当时的那副模样，那么“始作俑者”恰恰是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因为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属于《百年孤独》的成就和影响，属于《酒吧长谈》那无与伦比的野心，属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世界末日之战》展现出的奇妙的拉丁美洲传统；也因为在这半个世纪中，我们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变（从帕迪利亚事件和皮诺切特政变，到藤森现象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长寿），而这两位小说家参与了所有这些政坛风云。那场谈话里经常被提及的博尔赫斯曾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里把下面这个想法永远固定了下来：时间的流逝——还有我们写出的、用以将时间具象化的那些书籍——改变了文字的内涵。 这是阅读这场对谈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对于我们——拉丁美洲的读者和小说家——来说，那两位小说家在一九六七年用来解释那个历史时刻的文字内涵已不复存在了：它们已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那样使用那些文字了。 在谈及作品的主题“孤独”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有点害怕，因为那个词太“形而上学”了，因此也就显得有些“反动”；而在巴尔加斯·略萨谈及作家的“责任”时，或是在讨论不同小说体现的“抱负”的层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