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我刚刚步入学术生涯，自告奋勇去教授一门讲“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课程，理由是在书写有关社会的历史之前，先去了解什么是“社会”，是个不错的想法，而学习一个主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教授它。教这门课也招来了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的一项邀约，他让我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书，并于1980年由艾伦与昂温（Allen and Unwin）出版公司刊行，以向两个学科的学生们介绍他们在对方那里可能找到的最具价值的东西。十多年后，政体（Polity）出版社又给我机会对此书进行修正、增订和改写。 如今的第二版以新书名问世，以更准确地传递书的内容。初版序言指出，社会人类学“在本论著中扮演的角色比书名所表现的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一些讨论。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许有理由期待在讨论社会理论时涵盖更大的范围，包括传播学、地理学、国际关系、法学、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宗教研究之类的学科或分支学科，并且几乎不可能排除诸如批判理论、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之类的跨学科研究，甚至是哲学（不妨将其定义为关于理论的理论）。 如此拓展论著的范围，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个领域太宽泛，一己之力无法掌控。尽管我在过去30年间在社会理论方面的阅读颇为广博，也对其如何可能运用于书写历史一直有所思考，但我自己的史学经验却显然是有限的。我一向专治16、17世纪欧洲的文化史与社会史，对于其他大陆、其他时期和其他学科的了解充其量也只是拼拼凑凑。因此，我所选择的具体例证往往是自己的研究与教学中比较熟悉的，哪怕其代价是一定程度上的失衡。 要评述所有这些领域的进展，难以避免个人立场。本书是以已故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常说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视角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