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大河大江走向大海大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国在北方大河边生长，往南方大江畔拓展，通过开凿人工运河沟通南北、打造牢不可破统一体，最后向大海进发，将大陆大洋连为一体，而自身则成为陆洋中介、世界枢纽的历史。 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所言，“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众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历史受到了这种支配事实的巨大影响”。 水是生命的源泉，大江大河是文明的摇篮。早在上古时期，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就在渭水两岸创造他们的功业，通过互相学习，最终融合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的华夏族，发展出农耕文化和衣冠文明。这种统一起来的整体性力量，在后来的尧舜大洪水时代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鲧禹父子带领百姓接力平治洪水的成功，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早熟的群体合作基础，使得从渭水流域肇始的人文之光，逐渐沿着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河流域尤其是黄土覆盖地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明，奠定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面对灾难时的不同选择底色。 东西方在上古时期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或传说，西方文化的选择是建造逃难的挪亚方舟，中华文化的选择是团结起来共同治水。西方文化选择的本质是“逃”，但毕竟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能登上挪亚方舟的人必定是少之又少的极少数。中华文化选择的本质是“治”，通过摸索治水规律，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平治洪水，尽可能让每个族群成员都能安全挺过灾难，进而变水害为水利，最终重建家园，延续文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面对史前大洪水时的不同历史选择记忆，深刻灌注进各自的民族性格基因中，并影响到之后历史进程，甚至持续作用于今天应对疫情等灾难时的策略选择。 无论是国内还是域外，都充分肯定了治水和水利在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和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如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所言，中国北方的黄土中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