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论点简述 我钟爱经济科学，但在这里，我要对它提出批判，以便对其进行重塑。有时我不由得言辞激烈，因为眼见学科发展受到不当的引领而误入歧途，心中难免愤慨。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1.1.6）中就曾警示众人：愤怒的情感会引发我们对愤恨对象产生矛盾的同情心。“正因我们全然不知对方受到了怎样的……挑衅……因此我们便无法……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我深恐自己的一腔热情，甚至是我在此书中所热衷的一系列探索，都会激起读者的反感之心。那么我想，至少我得先让大家知道，我到底受到了怎样的“挑衅”。 在深度批判过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让“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来接管经济科学的发展。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简要地提及了这一点，在我的另一本书《糟糕的经济学》（Bettering Humanomics: A New, and Old, Approach to Economic Science）中有对此点更为详细的注解。这两本书是配套的，读者可搭配阅读。本书旨在说明：要使经济科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理论化程度需要比目前更为广博且严格，我们对经验主义的驾驭水平也要比现在更宽阔与严肃。 作为身兼道义的社会科学家，我们有责任审视自己是否常怀谦卑之心。自由主义伦理诞生于18世纪，一门好的经济科学若想在各个层面都够得上“好”的标准，它就必须以自由主义伦理作为根基。自由主义是有关社会大众挣脱等级束缚的理论，这一理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中都颇为盛行。无论是科学、政治抑或经济，要获得发展，“可自由进出”都是最基本的原则。奴隶是无法自行决定要“进”或者要“出”的，所以奴隶也是无法引发创新的，这在艺术、科学及经济领域都是如此。越是在经济体制大致自由的社会，也就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