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言 几年前，我就文学理论教学开设了一个讲座，讲座上我说：“文学理论教学道路千百条，问题是没有哪条走得通。”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教师都时常有类似感觉，能做的无非是想出更好的解释，附上更好的例证。出版一个新的版本，意味着获得一次新的机会来减少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失败。本书初版至今已经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言而喻，我自己对理论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转变速度与日俱增。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年都会在牛津大学雷利学院（Rewley House, Oxford）的文学理论日上一节课，将三种到四种理论应用到不同的短篇文学文本阐释中。关于文学文本阅读和理论阅读，我回想起了1999年时和8岁的汤姆一起在汉普郡观看新千年前最后一次日食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理论经常使文本黯然失色，就像月亮的影子在日食中遮住了太阳的光辉，文本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成为理论的应声虫。理论证明，文本充满了解构式的死胡同（第3章），或是上演俄狄浦斯情结（第5章），或是体现阿尔都塞式压抑结构（第8章）。我所言非虚，至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处于鼎盛期时，情况确实如此。文学文本遭遇理论，如同被犁刃翻过的田地，留下道道犁痕。结果总是一样：理论毫无悬念大获全胜，开始一场又一场胜利游行。 我曾用一首诗来演示理论如何“攻克文本性”，那是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1904—1967）的一首诗，名为《犁陇后的人》。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敦促农夫继续前行，不要理会可能受到犁刃伤害的野生动物： 忘了虫子的意见吧， 用蹄子和尖耙钉， 因为你要赶马穿过 天地初开的迷雾。 谈到理论时，我要强调的并不是武夫气概十足的理论“锋芒”，而是不确定性的软风薄雾，也就是卡瓦纳所说的“天地初开的迷雾”。思想始于迷雾，其起源地我们也无法确定能否进入。迷雾升起时，也正是包含潜能时，我们看不见熟悉的地标，心灵处于一种接受状态——约翰·济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