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BKS123结项成果）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自序 近百年来，儒学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游魂”“木乃伊”等名称也成为学人言述儒学现代命运的醒目标签。诚然，以上言述的理据在于近代中国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换言之，近代以降，作为旧学的儒学与国家新意识形态的正式脱钩。这一脱钩是传统中国因应西方军事、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强势压力的结果，儒学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坐标系中的主流价值地位也势必遭到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走下神坛的儒学本身在近代的全然失语。实际上，它在现代处境中依然保持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表现即是作为自我主体性存在的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言之，儒学基于近代以降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意识，力图在多维价值结构中重建自身的现代价值系统，如平等、自由、民主、全球化等等。不仅如此，儒学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充分的理性对话空间，对于后者的涵养亦具有多重有效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文明体系之儒学，经过现代价值转型之后，无疑会散发出新的思想光辉：它不仅能解答“中国之问”，泽被中华大地，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为重塑人类未来世界文明秩序的“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降的儒学已具有了寻求解答“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的鲜明问题意识。学界一般认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大体自现代新儒家始，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他们看来，心性之学是儒学的核心与根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则是儒学重塑现代外王品格的基石。大体言之，“从内圣开新外王”成为他们共同的致思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侧重解决“中国之问”，二是虽肯认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价值，但以“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