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住进了养老院
[美] 葛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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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献给我的父母
凯(Kay)和埃德(Ed),
一位预言家,一位教授 前言
我们这才认识到,在我们的主观意识和纯个体工程(即“自我”)周围,有一片泛存在的区域和其他既有工程,在我们自身和他物之间存在意义的牵绊。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马美花是玉山老年公寓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年后丈夫去世,而后便辞退家里的护工,搬到了玉山老年公寓。
马阿姨今天特别伤心。事实上,她每天都很伤心。“都怪中风。”她说。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么都会做。现在她什么都做不了了。她用右手拎起不灵光的左腕,让它掉在膝盖上。她哭了起来。如果没有中风,她还能做那么多的事。我问她这么伤心,有没有和儿子们说过,她说没有。她不想让他们难过。他们本来今天要来看她,但天气太热,她就叫他们不要来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孩子真好,对吧?”她问道。
2014年5月的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阿姨说了这番话。我们并肩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的一小片阴凉处,那些话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伤。2013年9月17日,在我准备去中国进行养老护理研究时,我的母亲,一名原本健康的55岁执业护士,发生出血性脑中风。我丢下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护理学民族志和研究材料,乘坐第一班飞机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中。此后两周,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在多次从书上看到过的布满两难抉择和不定后果的灰色地带摸索着(Kaufma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