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通知编纂“馆员文丛”，我翻阅了几本老前辈馆员已经出版的“文丛”，又对照中国文史出版社“政协委员文库”为我出的《守拙集》，实有自惭形秽之感。 在文史馆员中我应该属于另类，戏曲虽被称为“国粹”，但实际上在正统文学史中仍归列于难入大雅的稗官野史俗文化。我是个从小便在戏曲圈里摸爬滚打的人，自知不是个能成角儿的材料，又不是个聪明的主儿，也不是个有高远志向和理想抱负的人，只算是个兴趣的主人、命运的顺民，是个任凭命运推搡着向前走的愚拙之人。 我从九岁就进入北京戏曲学校学习京剧表演，成绩虽不太好，却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用老师的话说：“这孩子学什么都使拙劲。”也许正是这种“使拙劲”的愚拙之气，才让我受益终生。 大学毕业后搞创作，人家说我“演员出身，熟悉舞台，编的戏都是在玩儿‘七巧板’的拼图游戏”，算不上是戏剧文学，只是个“打本子”的。既然人家这样评价我，我也就不攀附“文联”“剧协”做什么家，只甘心做个“打本子”的书会先生了。因此我写的剧本被演员面敷粉墨者不少，却很少发表过。我的文章和讲稿基本上都是“真想写”和“真知道”的从心里流出的文字，赞美和吹捧的套话我是不肯说的。 《双玉缘》是我编写的第一个演出剧本，改编自吉剧《桃李梅》。我根据孙毓敏大姐的条件，在戏中给她加了冒充其母的一段老旦唱腔，后边又反串小生唱了一段“娃娃调”，增加了袁玉梅和赵英杰的爱情线。没想到这个戏演出后反响还挺好，被中央电视台拍成第一部外景的戏曲电视剧。 1981年，我拿着手写的《拜相记》（草本）列席了北京文化局在密云水库召开的剧本研讨会。没想到我这个没有列入讨论的本子却成了当年北京京剧院排演的重点剧目。由周和桐、马崇仁导演，马长礼、徐韵昌等主演。演出后该剧竟然被指定为党的十二大代表演出的唯一剧目。今天想起来是我走运，赶上了和老一辈艺术家们合作，是叔叔、大爷们把我捧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又写了《八珍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