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莲舟仙渡图》 南宋，佚名，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中译本序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这部书的英文版于1993年付梓，那时我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时间快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转瞬已是三十年。 为撰写这篇序文，我又从书架上取出张友鹤先生四卷本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三会本”）——作为《聊斋》流传史上不可或缺的版本，在我多年的翻阅下，它已是残破不堪。尽管书架上还摆放着诸多其他版本的《聊斋志异》，但是“三会本”的每一页上都存留着我初读《聊斋》以及写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时所做的读书笔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