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记忆:中国近代意识的形塑

李天纲
1793: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一 从17世纪开始,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表示“远东”的词语(Far East,Extrême-Orient),这个词常常代称中国。中国则在明末由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发明“泰西”一词,指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自的欧洲。“远东”和“泰西”的碰撞,撞出了世界文明史上最为炫目震耳的电闪雷鸣,这一场震荡历400年之久,竟然还未平息。 历来“泰西”和“远东”的人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地看待世界,把对方作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从不同的立场看世界,普天之下的世界竟然会变得如此不同。文明不同,差异必然。有些不同和差异是能够相互补充和欣赏的,有些则涉及利益和信仰,坚持不下,相互间就会不断地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认为,人们已经找到了某些方法来平衡利益冲突,但却没有办法消除不同文明间的信仰差异。如果这种理论属实,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形态的合作,就将战乱不断。人类显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和持续。 消除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封闭的自我中心心态,积极地沟通和对话。通过对话,利益可以平衡,误解能够消除,某种人类的共性就能被发现,“大同”理想也能实现。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世界上最渴求对话的民族,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从这几十年的“开放”热情和近百年来的“西化”诉求来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对话”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既不傲慢待人,也不自感屈辱,才能融洽。而这一点,当代中国人仍然没有做到。其中的原因,主要就是当初中国人是被动和被迫地开始与西方文明对话的。 一千多年来,西方一直在谋求与东方沟通,先是一个落后地区想从东方获得文明,后来就是想要通过东方贸易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欧洲人最向往的国度。他们有长久的沟通愿望,17、18、19世纪,他们保持了远比中国人更高的对待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