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智能时代”还需要工具书么？ 法无明文不为罪。办理刑事案件，法典不能离手。对办案人员和刑辩律师来说，“两高”司法解释、意见批复、会议纪要、指导案例，手头得常备常新。“一本通”“总整理”“全厚细”等刑事工具书，也是必不可少。 当然，司法实践中，许多“疑难杂症”，无法直接从字面求解。例如，多次抢劫预备，能否认定“多次抢劫”？经营有偿讨债业务，是否属于“非法经营”？国有控股企业中，哪些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上述问题，单查法条不够，有时得靠“立法释义”或“理解适用”支招，或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等出版物中寻找答案。问题是，这些释义、参考、案例分布甚广，体系庞大，查询不易，即使汇编整理，也是不易携带的“大部头”。 我任刑事法官时，曾想逐字梳理前述文献，从中提炼“干货”、归纳“规则”，编撰一本相对全面、实用的“小册子”。一是因为实务界确实有需求。二是受我国台湾地区类似工具书启发，如许玉秀教授主编的《新学林分科六法·刑法》，即囊括刑法法条、立法理由、解释理由、标杆判例、裁判要旨、检察署座谈纪要、“最高法院”刑事庭法官会议决议等；林钰雄教授亦编有《搜索扣押注释书》，逐条注释相关条文，有效串接理论实践。 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大潮，我又开始犹豫：当所有法律法规、司法文件、裁判文书都可以在“超级数据库”内“一网查询”，当“智能类案推送”成为各类办案辅助系统的核心“卖点”，还有必要再去编一本法条注释书吗？一切交给数据和机器，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不可能全靠机器解决。”当我向法律科技界的朋友求教时，大家都给出否定答案。是的，按照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在语音识别、图文识别（OCR）、自然语言处理（NLP）方面进步神速，但具体到法律领域，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推送、精确回应”。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刑事罪名背后，都隐藏着千百种“适用场景”，对应着各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