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我八十岁生日之际，苏尔坎普出版社鼓励我，针对自己哲学工作的重点，做一个系统的论著选编。这个建议正合我的心意，因为，在我狭义的哲学兴趣所指向的那些论题方面，我还一本专题论著都没有写过呢。这样，讨论以下专题的几卷文选，就权当是未能写出的那些专著的替身吧： ——社会学的语言理论基础； ——形式语用学的语言观和理性观； ——商谈伦理学； ——政治哲学； ——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地位。 “交往行动理论”相当复杂，有必要在不同方面做同时捍卫。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奠基，是在处理哲学问题的“预研究”中进行的；对这些哲学问题，必须在其自身特有的意义上加以重视，而不能与社会科学问题混为一谈。在科学商谈的复杂网络当中，哲学论据必须在其自身领域做出现场抗辩。对这些系统特点，哲学论著编选必须有所呈现。另一方面，这些辩解努力虽然必须作为对哲学专业讨论的贡献而立足自身，却依然同时在一个雄心不小的社会理论的总体语境中拥有一席之地。为了澄清这些相互关联，我为五卷专题文选的每一卷都写了一个导言。在任何别处，我都还没有设法对我的整个哲学做过一个“俯瞰”（Überblick），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这几十年来，我不安地感到，与我们学科领域的不可避免的专业化过程相关联，我的论著不再被人们看做是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哲学观了。它们被解读为“零散”之论，而非对——比方说，合理性理论，行动理论，政治理论，或法理论，道德理论，语用学，尤其是社会理论——的某些方面的通者之论。正是因此之故，这些“导言”所提供的概览很称我心，尽管不能错估它们的发表情境。 把这些导言从它们所引导的文本脱离开而单独出版，可能是有点过分的：读者在必要时得自己去找那些文本进行查对。因此，我感谢让—马克·杜朗—加瑟兰（Jean-Marc Durand-Gasselin），他应我之请用某种意义上难以想象的努力补上了这个缺口。我的那些总是与特定文本相关联的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