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朋友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朋友。” 人这一辈子，多少听过几次这样的故事开头，也多少几次跟人讲过这样的故事。但对于一个每年要阅读数百篇个人亲身经历的编辑，也就是我来说，少有朋友能被轻易冠以奇怪这个词。 刘任侠律师是我这一生中，为数不多几次，动用这个开头跟你介绍的朋友之一。 我最初认识她的作品是在微信朋友圈。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能在朋友圈字数限制内，频繁使用“脏话”来描述一桩案件的律师。往后半年，我持续偷窥她的朋友圈，当段子看。篇幅很短，短到我脑海里对她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中国北方、狂野律师、脏辫文身、办案犀利。 我终于有天忍不住联系了刘任侠，没记错的话，她当时的朋友圈内容是：“哎呀妈呀，受害人的头味太重了。”我知道对很多警察和律师来说，调侃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们经历的生死太多了。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跟进此案记录的编辑伙伴挺犹豫，我只能鼓劲儿，说这个作者很有生命力。后来这个编辑就离职了。再后来，这个稿子就砸在了我手里。其实这是编辑挺害怕的一种情况，你曾经跟别人说过这作者行，后来没人管了，你就真得让她行。 而刘任侠给到我的故事，超出了我已有的预期，在聊到写哪些故事时，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类型，她会坦率地告诉我，这种案子她不接，比如强奸案。 我问为什么，她说心里闹腾，不缺钱，不接。 她只接自己想接的案子，这部分案件可能没有丰厚的报酬，只是让她觉得有趣，或者有必要这样做。而她的经济来源在于一些不是那么想接的案件，其中包含一定的商业报酬，正好填补她在前者上的亏空。那么是什么案子让她感兴趣呢？说实话，我只能根据她手头的书稿来计算：总共二十三篇故事，其中有十六篇和女性相关，这些当事人曾都被困在某种由社会、自身、时代、亲密关系竖起的高墙中。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奶奶，地主家庭出身，受过一定教育，在特殊年代闯关东，嫁给死了妻子的农家汉。逃亡路上，她丢下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