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赵白生 真正的自信，敢于自暴其短，甚至自我污名化。传记，一方面大红大紫、洛阳纸贵，成为纸媒时代的救命稻草。今年销量首屈一指的《备胎》，即是显例。另一方面，它官司缠身、备受诟病，里外不讨好，就连故纸堆里觅生活的文学史家也不拿它正眼相看，而是一股脑儿把它打入冷宫。这些文学史家往往是失败的传记家，在文学史里不惜笔墨大写特写文苑传，岂不怪哉！深而思之，其实不怪。存在决定本质，作家决定作品，“传记原教旨主义者”似乎一锤定音，但“解构分子”并不买账： 传记是“英国文学的病”。（75） “弗洛伊德之所以厌恶传记，是因为它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声称自己了解另一人，这主张危险且具有误导性。”（92） “传记是一场血腥运动”。（104） 传记是一种“强奸……是对自我犯下的不可原谅的罪行”。（104） 诚哉斯言？文坛巨擘，如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更是火上浇油，无不发挥其“毒舌”的强大本领，纷纷给传记家打棍子、戴帽子，措辞无不用其极：传记家是“传记鬼”（101）、“心理剽窃家”。流风所及，现代主义者和新小说家对传记避之唯恐不及，就不难理解。 “恐传症”弥漫西方，埃尔米奥娜·李（Hermione Lee）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步传记大师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的后尘，专辟一章，清算西方历史上的文类偏见与歧视。1999年，上个世纪末，霍尔罗伊德就敲响了清算的钟声，写了一篇反“恐传症”的檄文：《反对传记案》（“The Case Against Biography”），并置于《纸上文章：传记与自传的手艺》（Works on Paper: The Craft of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之首，目的不言自明： 但我真正想一探究竟的是，我的传记作家同行们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何为传记伸张正义，如何发动反击。 B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