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金宇澄
献给  冬的孤独 ,夏的别离 我的父母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一切已归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