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冬的孤独 ，夏的别离 我的父母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一切已归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