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诸文明中独领风骚，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并仍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不绝于史，不同的时期带有不同的特点，崇佑与贬损也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侵凌，中华民族遭受了史所未见的危机，仁人志士们以矫激的心情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中带有些许急切救亡的不安情绪，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成分被视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此后的一次次文化讨论乃至“革命”，让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涂上了原罪的色彩。但即使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仍有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较为冷静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客观冷静的评价。学衡派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之中，仍然认为孔子是世界文化伟人。他们认为只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重建民族自尊。冯友兰、贺麟等人高张民族文化的旗帜，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后，他们以此作为御敌图存的精神支柱，以“接着讲”的绍承学统的气魄，视儒学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即使是上世纪末，当“大河之殇”的悲慨气氛笼罩中华大地时，匡亚明先生仍邀集海内外学人共同研讨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与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而中国文化巨匠钱穆先生则在其九十多岁高龄时，写下了《天人合一论》，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文化为宗主”，认为中国文化中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代性意义。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探索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悠远的大漠驼铃，记录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晚近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了认识中华文化价值的核心，并为世人所关注。其中虽然有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列文森等人的悲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