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需多层次反思中国的幼教问题 □  周兼明 近期，上海携程亲子园、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频曝虐童案，引起舆论关注。随后，大陆媒体发现，红黄蓝幼儿园曾发生过多次虐童事件。2015年吉林四平市一家红黄蓝幼儿园，4名幼师多次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幼儿；今年4月，北京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也爆出推搡踢打孩子事件。 对屡屡发生的虐童事件，仅仅义愤填膺，或归因于违法幼师法律与道德意识薄弱，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从多层面反思当下中国婴幼儿照管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北京虐童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呼吁应抬高幼儿园准入门槛，甚至希望政府对婴幼儿的照管和教育实行“兜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立园的良好资源——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思路。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据国内澎湃新闻熊丙奇文章，“从全国范围看，有幼托需求的孩子高达3000万。”而“3到6岁幼儿教育也如此。在北京，截至2011年年初的统计显示，有1290余家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为北京的一半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根据2016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教职工381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教育部2013年制定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1：7~1:9。按照师幼比1：7计算，我国需要幼儿园教职工630.5万。” 这些数字表明了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在幼儿园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二孩”政策后，这一矛盾会更突出），不要说实现政府“兜底”，就是让政府一夜间将全部未登记注册的幼儿园关闭都做不到；政府审批门槛已经很高了——连携程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无法获得资质自办幼儿园，不得不委托与政府权力部门有关联的第三方——如果再提高，出现权力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