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前言 在爱德华·萨义德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持续关注的所有作家里，正如其所言，约瑟夫·康拉德“就像一段固定旋律（cantus firmus），是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的一个稳定的基础低音”。他写道：“没有人比康拉德更能代表迷茫和失落的命运，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对试图用安排和迁就（arrangements and accommodations）来取代这种状况的努力加以反讽。”\(^{1}\) 从表面上看，约瑟夫·康拉德的生活中有很多事会获得萨义德的认同。他们都在外国或殖民统治的支配之下出生和生活。二人均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国，用一种并非自己母语的语言写作。他们都经历过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和边缘化的忧虑不安。他们被正在消失的旧政权（anciens régimes）或殖民世界驱逐出去，到达并最终留在陌生而不确定的新世界，陷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脱节状态，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被连根拔起，被迫背井离乡，效仿萨义德的话来说，这要求调整并进行某些“安排和迁就”。流亡使得萨义德和康拉德都拥有了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在理解人类经验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能意识到其中的拒斥、缄默和偏见。而且在很多方面，流亡的境遇使他们的意识拓展得更为宽广；在他们对至少两种文化的觉知中，其视野多样性“产生了一种同时维度的觉知，这种觉知……[是]复调的”。\(^{2}\) 然而，对于作为评论家的萨义德来说，他们在经历上的相似性远没有他们生活轨迹所显示的那么重要。\(^{3}\)他说，没有其他作家能如此擅长传达“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和陌生怪异的氛围”。\(^{4}\)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评论道：“那些泛音、重音、滑音（overtones, the accents, the slippages），那种既在语言之中又在语言之外、既在不同世界之中又在不同世界之外的感觉，那种怀疑主义，那种彻底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