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名者立传——《浮生二十一章》前言 一 为什么写《浮生》 2013年，《南方周末》朱又可先生建议：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 最初，我以为会似《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很快意识到，《浮生》是完全不同的。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第一篇《浮生》磨掉整整三十天。写一个中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被寡母压制，他受妻儿漠视，他夹起尾巴做人，皆源于懦弱。我据此挑选细节，又借细节抹去构思意图。毕竟，文字最终呈现人性的逻辑，而非作者的逻辑。 我继而意识到，这个中年人随波逐流的秉性，是很“中国”的。于是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这与惯常的构思方式不同。在小说中，人物个性理应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两千字的人生，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黏连在社会图景里。让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旋涡的方向。这种对历史进行微观叙述的意图，使《浮生》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反响不错。我拾掇勇气继续。写过七八篇，停了下来。原因之一，是感觉把构思裁成两千字，未免有点浪费。我掉转笔头，将一篇《浮生》改写为长篇。三十五万字的《好人宋没用》，花掉近三年时间。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 在写作长篇的过程中，我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比照，我反而发现，两千字“螺蛳壳”里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