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写作——张惠雯小说集《飞鸟和池鱼》前言 宋明炜 张惠雯是我们时代一位难得的短篇小说作家。写得好短篇的作家有很多，但大多数人是在写长篇之余写短篇，像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所批评的那样，“把玩短篇时日既久，终将还是要写一部长篇出来”。但对专爱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来说，它是独立独特、有自己美感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依偎在“小说”（novel）这个文体巨人身旁的小姊妹小兄弟。 在中文语境中，小说这一短一长两种形式的区别，更加意味深长。现代小说形式的概念最初进入中国，到五四初具规模，如胡适说：“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胡适一百年前说这话时，同一期《新青年》便刊登了《狂人日记》，一年以后鲁迅的《孔乙己》发表，这怀乡或怀旧的写法，影响了后来许多小说家。但是现代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novel），在中国兴起乃至蔚为大观，终以“主体成长”和“国族历史”的现代性命题作为内驱力，构建起中国现代文学呼应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使命的史诗传统。胡适推崇短篇小说的优点，把它与抒情诗和独幕剧并举的用心，却很少被人意识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和受他影响的李欧梵在五四一代浪漫和颓废的作家身上发现抒情和主观主义，以及追求个体自由的美学冒险，有趣的是，这些作家大多是抒情诗和短篇小说作者。大时代潮涨潮落，在20世纪文学主潮中，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被迫或主动做了零余者、旁观者，即便不能从时代喧哗中抽身出来，也在自身隐匿的缝隙里看见了时代的暗影，继而转向内面的丰富与痛苦。这也即是王德威探讨20世纪中期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抉择时提出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在时代喧嚣面前，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唤“抒情传统”，由个人根据内心的抉择，彰显不同于时代主题的伦理和艺术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