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蕾切尔 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 1885年6月，三个法国人抵达伦敦。一个是王子，一个是伯爵，还有一个是带意大利姓氏的平民。伯爵后来称这是一趟“智识与美学的购物之旅”。 或许，我们可以从前一年夏天的巴黎说起，那时奥斯卡·王尔德和康斯坦丝·王尔德还在度蜜月。奥斯卡在读一本刚出版的法国小说，尽管在度蜜月，他还是兴致勃勃地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颗子弹和开火的那杆枪说起。通常的套路：戏剧的一条铁律是，如果第一幕中有杆枪，那最后一幕它一定开火。可是，是哪杆枪，哪颗子弹呢？当时有很多杆枪，很多颗子弹。 也许，我们甚至可以从1809年大西洋彼岸的肯塔基州说起，那时伊弗雷姆·麦克道尔，一个父母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来的医生，给简·克劳福德动手术，切除她有十五升囊液的卵巢囊肿。至少，故事的这一脉有个圆满的结局。 然后画面就是一个男人躺在布洛涅河畔的自己的床上——或许他的妻子就在身旁，或许他独自一人——不知如何是好。不，这样说并不十分准确：他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许，我们可以从那件平淡无奇的长袍开始。如果称它是晨衣，可能听上去就不会这么普通。它呈红色——更确切地说，呈猩红色——很长，从脖子直抵脚踝，手腕和领口处可看到些许白色褶皱亚麻布。画面的最下方，是一只带有黄蓝色光影的锦缎拖鞋。 从长袍开始，而不是从身着长袍的人开始，这是否不公平？但是这件长袍，或者说，我们对这件长袍的描述，就是我们今天对他的记忆，如果我们还能记得他的话。对此，他会有什么感触呢？会觉得如释重负，觉得有趣，还是觉得有点受辱？这取决于我们今日如何解读他的个性。 不过他的长袍让我们想起另一件长袍，是同一位画家画的。它裹在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身上，他出身名门——或至少显赫。然而，尽管这位年轻人站在当时最著名的肖像画家面前，但他并不快乐。当时天气和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