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启蒙(增订本)
丁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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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