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图片 图片 “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总序 感谢“理想国”在我83岁之年，编辑这套“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给我回顾、总结自己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人到了老年，就要回到永恒的生命之问：“我是谁？”在年初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思想者’。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思想的漂泊者’”；而“我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我的实践又有三个方面：学术研究，教育工作，以及一定的社会实践”；“说复杂、全面一点，‘我’是一个‘以思想为中心的，思想—学术—教学—社会实践四位一体者’”。 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学术研究者”的“我”。我也有这样的总结：“在我的研究重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研究之前，我始终把自己认定为‘文学史家’。”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与许多学友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不同，我的研究很不专一，樊骏先生说我‘对什么课题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差不多现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门类，从思想、理论，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我都有所涉及，却不甚深入。正是这一种没有特色的‘特色’，把我逼上了进行‘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之路。”当然，更重要的，这是王瑶先生给我指定的路。他对我的师母说，凡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事，都找钱理群；在我的感觉里，这是老师对我的托付：一定要坚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也真的这么做了。我的坚守、关注、思考与努力，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其一，自然是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我作了四次尝试。我和吴福辉、温儒敏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属于“教科书”的模式；和吴晓东合作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是将现代文学研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总体结构的自觉努力；和吴福辉、陈子善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则开创了“大文学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