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首先，我要由衷地向费正清和史华慈教授表示谢意，是他们指导我在这一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得益于他们的持续帮助，我才撰写出博士论文并成书。我还要向直接或间接帮助过我的市古宙三教授及许多朋友致谢，他们是柯文、艾伯特·克雷格、伊爱莲、傅礼初、马里厄斯·詹森、梁肇庭、查尔顿·刘易斯、中村政则、唐·普赖斯、石约翰、比阿特里斯·斯佩德、菲利普·韦斯特、杨承恩等。他们阅读了全部或部分书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我特别要向黄延毓博士表示敬意，他向我提供了有关黄氏家族及其祖父黄遵宪的重要资料。玛丽安·威尔逊多年来帮我编辑手稿，弗洛伦斯·特雷费森不仅帮我编辑最后的文稿，而且还协助我加工翻译诗文。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特鲁科·克雷格提供了附录和注释，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提供了索引。诚然，书中所有错误和阐释均由我负责。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和教育慈善组织给予了慷慨支持。密歇根大学支持我出版这部书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序　言 如何解释中日两国对近代西方作出的不同回应，对治东亚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个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结束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遂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全方位的工业化被延宕至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有关这两个国家并列发展的问题，詹森在他的著作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日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为了探讨中国的反应如此痛苦而迟滞的原因，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伴随中国传统社会转变的“知识—伦理”问题上。现在我的研究正与这一主题有关。 列文森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处在由‘天下’向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之中。”日本则不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人的那种“大一统”观念直至19世纪中叶受到近代西方冲击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