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如标题所示，《翻译的诗学》一书所讨论的问题皆与翻译相关。但是，所谓“翻译的诗学”并不是指关于翻译本质的探讨，因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的构建。同样，“翻译的诗学”也不是指对于翻译技法的剖析，因而与“翻译实践”也没有太大关系。那么，本书究竟意在探究什么呢？极而言之，本书试图将翻译这一“活动”“行为”“事件”或“任务”置于更为广阔也更为漫长的东西方跨文化交流语境下加以重新观照和重新理解。结果，如本书收入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和多个角度所论说和展现的，翻译的“活动”不但受到“诗意欲望”的驱使，同时也受到“天国律法”的制约；翻译的“行为”不仅可以在书斋中实现，也可能在大地上完成；翻译的“事件”既是一种“普遍主题”，又是一种“诗意译写”；翻译的“任务”不仅关涉语言文字，同时也跨越语言文字。 本书涉及的翻译者多为传教士，如理雅各（James Legg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麦都思（Walter Medhurst）、马典娘娘（Sophia Martin）和亮乐月（Laura M.White），这表明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又一次大规模典籍翻译活动成为本书诸多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与魏晋时代的佛经翻译不同，中国明清时期的第二次大规模翻译活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语言、文化和思想的冲击与碰撞，交流与交融。不同于佛经的翻译，那是中国对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主动吸纳，近代的这一次大规模翻译活动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强力进入。同样也不同于佛经的翻译，其带来的只是一种语言文字与一种宗教文化经由翻译和阐释而进入中国，并继而被平和地纳入中国本土固有思想文化，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西方典籍被迻译为中文，同时也是众多中国典籍的西文迻译，而且始终伴随着中西方语言、文化与思想之间更为激烈的碰撞与更为深入的交流。在这种语境下，作为传教士的翻译者显然处于一个多少有些尴尬的位置。或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