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与 奥地利绅士 L．索伊卡先生 此君曾于辛亥革命时 有恩于本人及家人 谨以此书，聊表谢意 译者序 21世纪的前20年里，我们仍处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当中。冲突不仅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各大异质的文明在价值观方面也有着或明或暗的博弈。很显然，简单的多元主义并不能消弭日益明显的文明裂隙，尝试着进行文明间的对话，寻找诸种制度与文明的契合点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在当今国际舞台的实践当中，文明、理性、客观似乎总是被粗暴、狂热和偏见取代，相信本书的作者应该对此颇有感悟。 辜鸿铭（1857—1928）先生于1915年撰成《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而文中的不少观点即便是放在今天，竟也能与当前的世界文明格局产生奇妙的反应。此书的旨趣在于“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展现中华文明的价值”，作者在全书的序言中已经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全书最具深度的内容则在于论证了“人文精神”之于文明的重要性。辜鸿铭在论及中国人的精神时，用温良（gentle）一词进行了高度概括。“温良”这种品质具有“化”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有了这种气质，即便个别低劣的人，也不会真正让人心生厌恶之情。 人作为文明的主体，影响着文明所呈现的形态：温良的人构成了温良的文明，而这种文明的核心在于道德，即辜鸿铭所强调的“君子之道”。藉此，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即“良民宗教”。辜鸿铭认为，西方宗教强调人神伦理，主张自修真道，而中国的良民宗教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主张在人群以及社会关系中把握住道德，即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辜鸿铭的温良文明观并非单纯地强调精神文明，认为在这种文明之中，物质文明会接受道德的统摄，在道德的指引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文明观认为，人类借助文明来征服和改造自然，同时也可以借助文明来控制自身的情欲。如果允许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类比，那么温良的文明是一种以道德为体、以物质为用的文明。在道德的指引与规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