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恰好处在正中的时段，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漫长演进与积累，中华文明到此时已发展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呈现出多彩、厚重的面貌；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下，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这一时期又展现出鲜明的创造与变革特质。在上述二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战国呈现出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传承与交替格局，由此对中国历史产生奠基性的深远影响。 从政治经济上看，春秋战国是旧制度瓦解、新制度酝酿的阶段。三代尤其周代以来建立的以分封制、井田制为主的政治经济架构，随着诸侯势力的不断扩大、周天子权威的不断衰微逐渐走向崩溃。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走向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春秋时期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霸政”，表面上仍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号召“尊王攘夷”，但实际上主导权已从天子转到诸侯手中，预示着新的政治格局的开启。旧的贵族社会一去不复返，平民化的新倾向则不断展现。发展的结果就是战国七雄兼并局面的形成。诸侯以吞并他国，建立新的大一统为目标，纷纷实行变法，实现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以求富国强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长期兼并战争，为秦汉大一统确立创造条件。最终秦灭六国，建立了郡县制式的大一统。可以说，春秋战国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 从思想文化上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地位尤其显著。首先，春秋时期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形成阶段。其中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六经”是对中国上古三代文化的一次全面总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的源头。到了战国时期诸子的“百家争鸣”，则以异彩纷呈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开辟了新境界。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人日常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主要依据，也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道家提倡的虚静无为、自然逍遥，则为中国人寻觅到一方宁静、释然的心灵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