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身为“旗人作家”的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卓异的巨大存在。他生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已陷入贫苦市民阶层的京城“旗族（正红旗）”之家。他是满族人、北京人，这是两个铸就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精神支点，将两者合一，亦是开启、解读、诠释、探究老舍文学的钥匙。 老舍一生笔耕不辍，留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牛天赐传》《猫城记》《离婚》《月牙儿》《正红旗下》等名篇。他的自由全在写作里，他喜欢拿“文牛”“写家”自喻，无法忍受没了写作的闲在与自由。他是那种抱定为文艺而生，亦为文艺而死的纯净文人，心甘情愿自取精神上的烦恼。他管这叫“大愚”。“大愚”的气韵，成了老舍煮字生涯的生命线，这股气一直那么从容不迫地流动着，时而深邃有力，时而平缓冲淡，始终也不会枯萎。老舍用毕生心血织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缤纷多姿的文字图画。 言及小说，老舍曾自谦地说过，最初是抱着“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来的，那时，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这在他最早的三部长篇《老张的哲学》（1928）、《赵子曰》（1928）和《二马》（1931）中，多有体征。 或因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保持生活化口语，原汁原味，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贪逞口舌之快，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了。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于是有所收敛，到写《赵子曰》，已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无疑他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 老舍自认《二马》比《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细腻”，但只有到了写《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时，创作上经过了“长时间的培养”，他才觉有了“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