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3年8月，上海《文汇报·笔会》公布了为时一年的“长江杯”征文活动的评奖结果，周汝昌先生与我发表在2002年8月10日《笔会》副刊的《关于“樯木”的通信》获奖，公布的获奖理由为：“两通关于《红楼梦》的信札。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中，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后来还分别给周老和我寄来雅致庄重的奖牌。对于这次获奖，周老非常高兴，非常重视，他8月23日复我信时感叹：“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炎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话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8月25日再来一信说：“奖之本身是个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新闻界的第一次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大大超越了目下庸俗鄙陋的所谓‘红学’的‘界’域，这才是百年以来的红学研究史上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项。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界’内的那些人有此水平识见吗！）《文汇》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那次《笔会》征文，历时一年，在征文活动期间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中，涉及《红楼梦》的尚有数篇，包括“红学界”某权威的文章，但最后甄选出的六篇获奖作品中，涉“红”只周老与我《关于“樯木”的通信》。我也觉得那评语非泛泛褒语。短短几句，一是肯定了“闪电般的灵感”，周老曾夸我“善察能悟”，“顿悟”时便有“闪电般的灵感”，红学非一般社会科学门类，悟性很重要，我少年时代读周老的《红楼梦新证》初版，就被书页里不时闪耀的悟性，激活了对《红楼梦》本身的兴趣。二是肯定了“严密的考证”，周老作为红学考证派鼻祖胡适的后继者，其《红楼梦新证》就体现出了严密求证的特色，当然不无可商榷处，但从《史事稽年》入手，力图在宏大全面的历史背景下，去探究《红楼梦》真谛，这是引导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后辈踏上红学之旅的路标，也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