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到娱乐街和韩国城之间道路对面的大楼背后，打开停车场尽头沉重的大门，爬上门口的内部楼梯来到三楼。楼梯顶端又有一扇通向走廊的沉重的门，当我用力地把它打开到一定宽度时，总是能听到吱吱的金属声。在它缓缓地关闭之前，我把钥匙插入家门的锁，左转，开锁声响起。夜复一夜，我总是听着这两种声音回家。吱吱作响的门和老式锁孔里钥匙旋转的声音之间那个既不长也不短的间隔让人感到安心。一旦把重物暂时放在地上或者钥匙不慎掉落，节奏就会被打乱。 *　*　* 也许是因为在夏天失去了太多，我欣然地接受了母亲深秋之前想搬来我家的请求。母亲胃里的病灶终于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她似乎在寻找一个死亡之地。 “我只想再写一本诗集。”她在电话里说，“在病床上我写不了，你知道的。” 尽管我从“你知道的”一语中嗅到了特权意识，但我不再生气或沮丧。一想到母亲带着“位于娱乐街外围的家比平庸的医院病房更优越”的感觉死去，我甚至感到悲哀。母亲最终没有取得她所希望的崇高的成功。她出版了几本薄薄的诗集，以美丽的面容出现在一些杂志采访中，并曾在当地的晨间节目中用日语朗诵过一位英国诗人的诗——仅此而已。 那通电话结束的两天后，母亲直接从医院搬到了我家。我一半感到，如果她早点告诉我，我就可以在处理完自己的事情之后为她准备必要的物品；另一半感到，她大概确信不会被我拒绝借住而备感安慰。母亲乘坐出租车抵达我家时穿着臃肿的休闲裤和长袖T恤，外面勉强披着一件外套。对于每天只能穿睡衣度日的她来说，那件入院时穿的深蓝色夹克是唯一可以联想到从前生活的物品。她去医院只带了两个包，当我问她是否需要从原来的住所取其他东西时，她说没必要。其中一个包里塞着两套睡衣、牙刷和梳子，而另一个是我记忆中的母亲的包，即使不检查内部也知道。 直到近八年前——一架载有恐怖分子的飞机撞上纽约摩天大楼之前，我和母亲仍然生活在一起，除了十多岁里的两三年，我和她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