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2019年底，我收到了马丁·格雷先生一封寄自滨海克拉克顿的电子邮件。他手上有几本他表妹写的笔记，他觉得用这些笔记的素材能够写成一本有意思的书。我回信致谢，并提议说，最适合利用这些素材的人是格雷先生本人。他不同意，说他并非作家，而且他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作家来写。他解释，他曾读过我所写的一篇提及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早已被人遗忘的精神科医生科林斯·布雷思韦特的文章。笔记中含有一些指控布雷思韦特的内容，他认为我应该会对此有兴趣。 话已至此，这确实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几个月前，我恰好在格拉斯哥杂乱得人尽皆知的伏尔泰与卢梭书店找到了布雷思韦特的《反治疗》一书。布雷思韦特与苏格兰精神病学家罗纳·戴维·莱恩是同一时代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反精神病学运动中，布雷思韦特名噪一时。这本书是一本案例研究集，内容色情，颠覆传统，引人入胜。可惜网上关于这位作者的资料相当匮乏，无法满足我对他的好奇心。我是如此沉迷，便驱车前往位于布雷思韦特故乡达灵顿以北25英里的杜伦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其屈指可数的馆藏资料。 所谓“馆藏资料”不过是几个纸板箱，里面装有布雷思韦特做了大量注释的手稿（时不时会有色情但不失艺术性的涂鸦），一些剪报和少量信件，主要由布雷思韦特的编辑爱德华·西尔斯和他昔日的情人泽尔达·奥格尔维提供。我一边拼凑布雷思韦特人生的细枝末节，一边开始考虑为他写传记，我的经纪人和出版商对此兴趣索然。他们质疑，有谁会想要看一位著作绝版几十年、早已被世人遗忘且名誉扫地的人物的传记呢？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所言极是。 这就是格雷先生给我写信时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终究还是想看一看这些笔记，并附上了地址。两天后，包裹寄到了。包裹所附的纸条并没有对出版附加任何条件的限制。格雷先生不想要任何报酬，且出于对其家人隐私的尊重，宁愿匿名。他坦承，格雷并非他的真名。如果我对这些笔记不感兴趣，他请我务必要把它们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