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海龙 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发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传播的智能化时代已经徐徐拉开大幕。智能化的媒介不仅仅是渠道和中介，而且成为传播的主体，这意味着传播研究的思维方式又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 其实上一次新闻传播学界思维方式的变革，还未彻底退去。 传播学知识体系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要么强调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带有很强的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色彩，要么强调文本和意义的文化仪式功能，具有批判色彩。21世纪以来，数字和网络技术使得传统的注重内容及其影响的研究范式受到挑战，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本身的意义及影响。之前几卷《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曾经介绍过的媒介物质性、媒介考古、媒介基础设施、地理媒介、城市媒介等都代表着这个新范式在中国的引介。 不过在激进的媒介理论中，哪怕是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媒介的能动性基本上仍是一个隐喻性的概念。按照德国哲学家克莱默尔的说法，媒介只是一个信使，具有他律性，必须听命于人，同时它也不介入内容本身，只是将内容转化成可感知的经验。所以媒介研究主要是在媒介的中介性、组织性和转化性问题上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媒介即存有”则是更加诗化的阐释。然而无论如何强调媒介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基本上还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媒介的，最典型的就是斯蒂格勒提出的技术是人类器官外化的观点。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很可能会改变原来的传播格局和前提假设，字面意思上的新的行动者会加入传播者行列，它不再是被动的、他律的信使，而是会积极地介入内容生产的主体。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之中，恐怕还要加入人机关系的维度。当然这不是说人工智能会全面取代人类成为新的交往者，这个中间有着许多过渡地带，人工智能可能会和人类协作，重构传播的内容、交往方式和关系。这会改写之前一系列研究默认的前提假设。 由于传播智能化时代刚刚开启，本卷的研究直接针对人工智能的讨论还不多，更多的还是在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