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中共一大一些重要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世纪50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的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做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