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下兴，有兴之缘由；天下亡，有亡之道理。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得人心之前，须先得人才，得人才是得人心的前提，更是得天下的保证，或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 秦王嬴政下“逐客令”，李斯上书谏阻即止；嫪毐作乱，嬴政震怒之下迁母太后赵姬于雍地，齐人茅焦一句“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的劝诫，令嬴政马上收回成命，迎归赵姬；一介布衣尉缭献计于秦，嬴政不仅纡尊降贵，以平等之礼相待，而且与尉缭“同衣同食”。不仅听从他“赂六国豪臣”之计，还将他越次提拔为最高军事长官。要想到这个时候，嬴政才不过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为得一人才，获一良策，“少恩而虎狼心”的他，礼贤下士是如此甘心情愿，其识见何其高远，其心胸何其开阔！正因为这种对人才的极度渴望、极度重视和超常规拔擢，六国之才尽为秦用，加上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内修法度，外斗诸侯，乃有“战国扰攘，秦兼天下”。 刘邦横挑项羽，亡楚于垓下，得意之余，曾在洛阳南宫向群臣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得之于“与天下同利，人人归心”，项羽失之于“妒贤嫉能，人心背离”，将原因归纳为“人心”。刘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大军，逢战必胜，凡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杰，我皆不如，但我能用好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连最亲近的‘亚父’范增都不能用，因而失天下。”可见，在“得天下，失天下”这个命题中，刘邦认为关键在“人才”，而非“人心”。 事实也是如此。刘邦起于乡野，人单力薄，最后夺取天下，靠的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谙此道，且身体力行。在用人上，刘邦坚持五湖四海，从谏如流。他的手下：张良是贵族，韩信是平民，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官差，灌婴是布贩，樊哙是狗屠，彭越是强盗，娄敬是车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