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我的记录来看，那似乎是一九九三年——平成五年的夏天、八月八日的事情。那就是御手洗和我离开日本前往北欧的前一年。那时正处于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们房间的旧空调一天到晚开着，发出痛苦的呻吟。一想到门外的酷暑，我们连散步的兴致都没有了，他敲电脑键盘，我动笔写文章，两人一整天关在房间里。这时，有一封国际邮件塞进了房间。我记得，那信封带进来门外的暑热，把信握在手心里，感觉握着一股热气。 此刻回想起来，那时我感到兴奋，是挺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件并不是谁死了，也不是有人被诱拐了、生死迫在眉睫，特地求助于御手洗的那类刑事案件。通过这一事件，我得以一窥御手洗作为学者的一面。不过，这段经历对我而言一点也不乏味。非但如此，还让我感受到历史的秘密是那么深远、宏大、动人心魄。 我这样子坐在打字机前，回想着那个夏天一系列的事，甚至感觉到某种愤怒。那一年，历史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不是打比喻，是名副其实地改变了。当代历史书的一页，迎来了应该为之改写的事件。但在那之后，世界仍一如既往的冷淡，甚至冷眼旁观。这一事实，也是此刻我要写这本书的动机。当读者们阅毕我即将开讲的这个长篇故事时，究竟会怎样想呢？我很感兴趣。 在这个酷暑，历史性的事件始于我们居住的马车道的一个不起眼的房间。由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开始。可序曲的意味，却较之平时更隐蔽，所以我完全没有察觉，这是一个事件的开头。 寄信人是松崎利奥那。虽然是世界级大明星的来信，内容却没什么戏剧性，仅仅是盛夏的问候而已。信封里除了一张夏日问候的明信片，还有一封寄给她的、来自日本的影迷来信。利奥那是这样解释的： （前略）洛杉矶也很热。前几天，我的前经纪人说是发现了从前我的影迷的来信，寄来给我。看邮戳，是一九八四年年底从日本寄来的，那阵子我为拍摄《花魁》刚去美国。我最早的经纪人“加斯希尔”的地址是公开的，所以信就寄往那儿了。上周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可读过之后，我…